文 | 赖逸翰

编辑 | 宝珠

视觉｜顾芗

在如今的语境中，中产阶级几乎是最重要的人群，没有之一。

他们代表着一个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，是主要的消费者，他们乐于投资、重视教育，是政治“进步”的先驱，一般从事白领工作。当然，他们也是最担心阶层滑落的那一群人，因此保持着不懈的奋斗与投资——包括金融投资和个人价值层面的投资。

但豪道斯·魏斯决定站出来，点破大家的中产阶级“幻觉”——她在《我们从未中产过》一书中指出，所谓中产阶级，不过是一种“意识形态”，而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“实体”。而中产阶级所为之奋斗的一切，最终反而无法带来想象中有利的结果。

要探讨魏斯是如何得出这一切的，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资本主义制度上。

在资本主义运作生产的社会中，劳动者永远无法获得与之劳动完全匹配的收入，其所产生的剩余价值，一大部分会归于资本家，于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本身是对立的。

在这一基础上，魏斯提出，中产阶级这个角色标签，实际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提出了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，让这部分依然依靠着工作的人群，在投资的驱动下，“学着喜欢资本主义”，忘记了被剥削的本质。

在十九世纪晚期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中，因各式动荡影响了资本主义正在上升的力量，“工业增长产生的部分剩余开始向普罗大众开放”。于是，一种有关流动性与社会保障的承诺种下根来，“将工人阶级的目光从反抗转向投资”，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更好生活。

这里的投资，可以是积累存款，也可以是投资房产、投资金融产品，也可以是投资文凭。总之，是要去争夺、积累一切物质与文化储备，既用来保障自己能够渡过难关，也彰显、保持自己的相对优势，获得安全。

然而，这样的投资，意味着劳动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工作、时间和资源，而不是将所得用于当下。比如为了拥有房产而背上长期债务，比如为了获得更好工作的可能而在学历上内卷，比如为了下一代不需要那么辛苦而“鸡娃”。

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，这部分被成为中产阶级的人群，实际并不能在投资后，拥有任何安全感，相反陷于不安全感与焦虑之中。

而这样对财产的不断追求，实际依赖于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。于是“中产阶级们”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、“自我背叛”的位置——无论什么工作，他们都被剥削以创造剩余价值，但却依赖着这种剥削的制度进行“积累”，以保持相对优势，即保持安全。

也就是说，被剥削者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是剥削者，甚至是自我剥削者。

然而，这种“积累”，不仅反而强化了剥削制度存在的需求，还将积累的结果转向了“安全”的反面——因为“资本主义会不断从人们身上吸取资源”。想要在生活中找到这样的例子并不难，比如学历膨胀。

“房子、文凭和保险产品飞涨的价格让越来越多的人望而却步。于是，要想达到‘足够’的状态，就得付出更高的成本；上一代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平，对这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企及”。魏斯在书中这么写道。

被剥削者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是剥削者，甚至是自我剥削者/图源：视觉中国

尽管人们已经付出更多，被剥削更多，未来一间房子的价值，也有可能已经够不上其需要偿还的贷款价格，一张文凭也换不来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。其实，人们为了“储值”的投资的财产，其实际价值，并不掌握在这些投资人的手上，也就是说，“储值只是一种错觉”。

但接受了“投资”理念的中产们并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被“输入”了这样一种理念，如果一个人过得好，那么一定是他进行了诸如此类自由选择的投资，而如果他被甩在时代之后，也是他个人投资决策失败的结果。

由此，魏斯提到，“中产阶级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“焦点转移到社会流动上，并将后者粉饰为‘投资驱动的个体自主’，由此掩盖了工作的贬值，掩盖了承受这种贬值后果的人口所处的困境。”

拨开一切之后，中产阶级四个字，不过是劳动者眼前蒙着的面纱，让人们只奔着中产，忘了阶级。